引言：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六部分60條句句體現改革。決定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文件，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光輝文獻。全面深化改革將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中國社會的焦點，整個社會如此，一個行業亦是如此。在開啟新中國民航旨在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紀元之前務必回頭看、務必以史為鑒，我們有必要回顧新中國民航跌宕起伏的64年，有必要悉數改革開放35年以來新中國民航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偉大歷程，這里面蘊藏的發展規律會帶給我們今天的實踐以巨大啟示。

　　一、民航初創期的市場基因(1949-1978)

　　194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為管理民用航空，決定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下設民用航空局，受空軍司令部之指導。決定以鐘赤兵為民用航空局局長。民用航空應由國家經營，但允許私人的飛機器材投資作為股份”。不難看出，新中國民航的“出生證”已經包含了“經營”、“投資”、“股份”等市場經濟的元素。

　　同年11月9日中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央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宣布起義并北飛，史稱“兩航”起義。周恩來總理致辭道：“新中國民航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建設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兩航”起義為剛剛誕生的新中國民航帶來了飛機、航材、技術人員，當然還有市場化運作的基因。“兩航”及其前身在發展鼎盛期已經是當時全球航空業知名的航空公司。“兩航”的市場經濟思維和實踐注定了在那個推行高度計劃經濟的年代民航發展體現了些許“市場”的影子。

　　1950年3月27日，中國和蘇聯簽訂《關于創辦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協定》，中蘇民航股份公司的成立并實行企業化管理，這標志著民航出現了市場化主體——公司。

　　在經歷了建國初期的緩慢復興、“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停滯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治利用后，民航從1971年才踏上了真正意義的發展之路。同年國務院批轉中國民航總局《關于調整航空客運價和專包機、專業飛行收費標準的請示報告》，通過采取降低票價和放寬乘機限制的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措施，促使當年民航運輸量大幅增長并將這一勢頭持續保持，生產發展帶來收益增加。民航是率先實行經濟核算的行業，這一在當時看來的“市場行為”促進民航改善經營管理，到1975年實現年度利潤1374萬元，扭轉了連續7年的全行業虧損。這一成績的取得展現了民航初步市場化改革的成果，當然這些措施在現在看來似乎還算上市場化，這只是不那么計劃而已。

　　縱觀民航初創期的30年，新中國民航的每一步發展都體現著在當時社會環境下難能可貴的市場基因和市場化思維，這是民航能取得現有市場化改革成績的“星星之火”和“遺傳密碼”。彰顯了民航改革者們的首創精神和勇于自我變革的魄力。以今天的市場經濟視角，民航初創期的趨向市場化的發展實踐是具有超越時代局限性意義的。

　　二、民航發展期的企業化實踐(1979-2001)

　　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10月12日視察北京首都機場新航站樓時指示：“民航職工要公開招考，薪金可以高一點。企業要有錄用與解雇之權”，并在1980年2月14日聽取民航工作匯報時指出：“民航一定要企業化，這個方針已經定了。民航總局歸國務院直接領導是一個重大的改革”。我黨第二代領導核心對民航發展指明了方向——企業化，同時也吹響了民航企業化實踐的號角。隨后通過的《關于民航管理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落實的民航實行財務包干和推行經濟責任制，在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上為民航的企業化發展之路打下了堅實基礎。

　　1984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將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作為改革的基本任務。同年10月9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專題研究民航發展和體制改革問題，并作出民航管理體制要按政企分開原則進行改革的決定，逐項落實。政企分開后，民航局作為主管民航事務的部門，不再直接經營民航具體業務，主要代表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職能，采取了組建航空公司、開展合理競爭，逐步形成航空運輸的買方市場等具體舉措，當年廈門航空公司和新疆航空公司相繼成立。

　　隨著1985年1月7日國務院批轉中國民航局《關于民航系統管理體制改革的報告》，標志著民航正式進入了市場化發展的快車道，是第一個主動開展以市場化為目標的體制改革的國務院直屬部委，吃了政府職能向市場放權改革的第一個螃蟹。這是沿襲了“市場基因”的民航人為即將實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做了有益嘗試和前瞻實踐，相比同為交通運輸領域的鐵道部政企分開提前了28年。

　　1988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三屆三中全會指出，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推進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民航系統按照國務院批準的改革方案，繼續實施管理體制改革。隨著1988年6月25日，民航華東管理局、中國東方航空公司、上海虹橋國際機場正式成立，民航政企分開開啟了實質性落實階段。到1992年12月20日，民航中南管理局、廣州白云機場成立，中國南方航空公司與管理局分離，標準著以政企分開、航空公司與機場分設為主要內容的民航管理體制改革全面完成。與此同時，中國南方航空公司進行了股份制改革試點，為即將開始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公開上市先行先試，以此幫助其它部門的市場化改革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993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就“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伐，積極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發展”達成共識。或許是中共中央出于民航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摸著石頭過河”的偉大歷史實踐中圓滿完成了“開路先鋒”重任的高度肯定，12月20日國務院決定中國民用航空總局的機構規格由副部級調整為正部級。可以說，民航改革者以服務國家經濟發展全局的高度政治覺悟，毫不猶豫的“革”了原本屬于行業部門的經濟利益，民航改革者有充分理由被授予這份政治地位的榮耀。

　　帶著這種肯定，民航人克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巨大影響，基本實現了“九五”計劃的目標。特別是1997年6月26日國家計委、民航總局聯合發出《關于國內航線票價管理辦法有關問題的通知》取消國內航線票價雙軌制，標志著民航在市場改革的道路上有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同年以中國東方航空和中國南方航空為代表航企的在美國、香港、上海上市，標志著民航市場主體在大型國企股份制改革領域再次先行了一步。

　　縱觀民航發展期的23年，堅決執行“民航一定要企業化”的要求，超額完成黨中央交給民航的開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市場化改革“試驗田”的重任。若站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宏觀大局看，民航發展期的企業化實踐可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這一成績的取得也并非一帆風順，民航改革者們以壯士斷腕之氣魄、氣吞山河之氣勢、破釜沉舟之決心，啃下了當時在行業內外均視為不可能完成的市場化改革的“硬骨頭”。他們扛下了改革失敗的巨大風險，收獲了政治地位提高的榮耀，這是一種對改革者的保護措施。